那生飞澳门星际网址-王辉斌:《孟浩然集校注》辨误

2019-12-29 14:07:08 来源: 网络

那生飞澳门星际网址-王辉斌:《孟浩然集校注》辨误

那生飞澳门星际网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鹏《孟浩然集校注》所附《作品系年》(以下简称“《系年》”),在以行年排比之法对孟浩然集中的176首诗系年的同时,还对孟浩然的有关行踪也进行了考察与勾勒。《系年》虽未称为“年谱”,但实质上则是可以作为《孟浩然年谱》以待的。这是因为,《系年》在所系之每一年内,都有对孟浩然在当年之生平事迹的载述。然而细读《系年》,却令人颇为失望,其原因在于,《系年》无论是对孟浩然诗歌的系年,抑或对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勾勒,都存在着诸多错误,且有的还甚为严重。又由于该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名义出版的,故而近年来藉该书对孟浩然诗歌系年或论析孟浩然其人其作者,非在少许。如长江文艺出版社版《孟浩然诗集评注》即为其一。此书不仅在“评”的部分中,据《系年》对孟浩然诗进行了编年,而且还藉之在《前言》中将孟浩然的生平划分为四个阶段,以论析孟浩然诗在各个阶段的“运动过程”。其赖以论析的基础既存在着诸多错误,则所析自然就难以中的的了。此则表明,《系年》的错误,已或多或少地给当代孟浩然研究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有鉴于此,本节特对《系年》之误择其要者,藉材料以对其略作考订与辨正,或于借鉴与引用《系年》者有所助益。

一、送张子容赴举。

《系年》是以对孟浩然集中《送张子容赴举》一诗的系年开篇的。其所依材料,为计有功《唐诗纪事》与辛文房《唐才子传》,因为此二书均记载了张子容进士及第在先天二年,故《系年》即据以认为孟浩然送张子容入京赴举为先天元年,即张子容进士及第的前一年。但复次二书之载可知,对于《唐诗纪事》与《唐才子传》此之所载,徐松《登科记考》卷五早已指出其误,并据常衮《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墓志铭》等材料,将其改订为景云三年《是年八月改元先天》。徐氏于景云三年“张子容”条下云:“《唐才子传》:‘张子容,襄阳人。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唐诗纪事》云:‘张子容,先天二年进士。’按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今从常无名改在是年。孟浩然有《送张子容赴进士举》诗云(略)。” [1]故孟浩然之在襄阳送张子容赴举,正确乃为景云二年。又,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条有云:“举场每岁开于二月,每秋七月,士子从府州觅解纷纷,故其时有‘槐花黄,举子忙’的谚语。” [2]据此,知孟浩然送张子容入京应试之确时,就当在景云二年秋七月,《系年》作先天元年者,显然为误。

二、张子容尉乐城始末。

《系年》在开元八年内,据孟浩然《晚春卧疾寄张子容》诗中之“念我平生好,江乡远从政”两句,认为张子容任乐城尉乃在是年。按乐城为永嘉所辖四县之一,远在今浙江温州境内,紧傍大海,而是诗明载张子容是“江乡远从政”,所以,张子容在开元八年非任职乐城甚明。又,《系年》在开元二十年内,系孟浩然、张子容张乐城相会为是年冬,并认为二人永嘉分别是在开元二十一年春,以此合勘《系年》之张开元八年任乐城说,就表明张子穷人尉乐城至少有13年之久,而孟浩然自景云二年在襄阳送张子容入京后,直至于元二十年止,其间二人从未再会,若如《系年》所言,则二人自襄阳分别至此次相晤者,凡22年,此显然是与孟浩然《除夜乐城张少府宅》中的“一别十馀春”相悖的。据此,知《系年》以《晚春卧疾寄张子容》诗认为张子容尉乐城始于开元八年者,乃必误无疑。

而实际的情况是,张子容之任永嘉乐城尉,乃因由晋陵贬谪所致,对此,张子容《贬乐城尉日作》一诗,已有所记载。诗云:“窜谪边穷海,川原近恶溪。有时闻虎啸,无夜不猿啼。地暖花长发,岩高日易低。故乡可忆处,遥指斗牛西。”[3]诗题之“贬乐城尉”、诗之首句“窜谪边穷海”,已是将张子容之被贬乐城交待得甚为清楚。又,芮挺章《国秀集》卷中收张子容诗二首,目录署为“晋陵尉张子容”,而孟浩然集中则有《登岘山亭寄晋陵张少府》诗为之佐证。是诗云:“岘山风湍急,云帆若鸟飞。凭轩试一问,张翰欲来归。”[4]合勘之,知张子容此次之被贬乐城尉,当是由晋陵尉而“窜谪边穷海”。虽然,二者皆为县尉(少府),但据《新唐书·地理志五》可知,常州晋陵郡所辖之“晋陵”为“望县”,而温州永嘉郡所辖之“乐城”则为“上县”,张子容由望县尉改任为上县尉,自然属于贬谪所致,但其因何而被贬,则不可得知。

三、首至洛阳的时间。

《系年》于开元十三年内,认为孟浩然一生曾三入洛阳,第一次“在本年春季或去年冬,中途或曾去南阳稍作逗留,至十四年春后返乡”。其认为孟浩然在开元十三年首游洛阳者,唯一的证据乃为储光羲《贻袁三拾遗作》、《秋庭贻马九》二诗。《系年》认为,《秋庭贻马九》中的“大君幸东岳,世哲扈时巡。子亦从此去,闲居清洛滨”四句,是指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东封泰山时储己在洛阳,而《贻袁三拾遗作》有“倾盖洛之滨”语,题中“袁三拾遗”与孟诗《洛中访袁拾遗不遇》之“袁拾遗”为“同一人”,故孟浩然之首游洛阳即应在开元十三年。按储光羲一生多次至洛阳,《贻袁三拾遗作》一诗,是否写于其开元十三年的洛阳之行,《系年》无只字对此进行考察,即如《系年》之臆度,此诗也并不能证实“袁三”被贬乃在是年,盖因诗中“寸心因梦断,孤愤为年移”已言之甚明。此为其一。其二,孟浩然诗中的“袁拾遗”为袁瓘(但《贻袁三拾遗作》中之“袁拾遗”却非袁瓘。关于袁瓘行事,可参见林宝《元和姓纂》卷四“襄阳袁氏”),曾于开元九年前后贬岭南,遇赦还长安后授职太祝,孟浩然集中有《南还舟中寄袁太祝》一诗可证[5]。对此,《系年》竟然无只字言及。其三,孟浩然诗中的“袁拾遗”所贬为“江岭”,即岭南,而储光羲诗中的“袁三拾遗”所贬则非为岭南,这从其诗中即可获得证实。综此三者,是知储光羲此二诗并不能作为孟浩然首次入洛是在开元十三年的证据[6]。所以,《系年》之此系为误者,乃自不待言。

四、岭南访袁拾遗。

首先需加以说明的是,此处所要讨论之“袁拾遗”,即孟浩然乡友袁瓘。

正是因为《系年》错误地认为储光羲诗中的“袁三拾遗”即孟浩然诗中的“袁拾遗”,故而又导致了《系年》对孟浩然开元十四年行踪的误系。《系年》认为,孟浩然在是年春夏间“从洛阳回乡,即去岭南访袁拾遗,途中闻袁已回武陵,即从岭北回棹至武陵探袁。至秋季,经洞庭返乡”。按《系年》此说大谬。考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卷八、卷九,有《淮海对雪赠傅霭》、《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赠同旅》二诗,题下分别有注云:“一作《淮海对雪赠孟浩然》”,“一作《赠孟浩然》”,表明李白此二诗均为赠孟浩然而作。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所考[7],可知这两首诗均写于开元十四年夏秋李白与孟浩然同游广陵、溧阳之际,则孟开元十四年秋未至岭南访“袁拾遗”者,乃甚为清楚。又,孟浩然集中有《南还舟中寄袁太祝》一诗,云:“沿泝非便习,风波厌苦辛。忽闻迁谷鸟,来报五陵春。岭北回征棹,巴东问故人。桃渐何处是,游子正迷津。”[8]据此诗,知《系年》依《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中之“来报武陵春”(《校注》于是诗此句未作任何之校),而认为孟浩然于岭南访袁瓘“途中闻袁已回武陵”云云,乃全为误说之词,盖因“五陵”在长安故也。退一步说,即使《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作“来报武陵春”为是,但袁瓘斯时也并非是由岭南“回武陵”的,因为孟浩然此诗之题已明确载为“寄袁太祝”。而据《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又可知,李唐时期的“太祝”一职,系京官而非州郡属官,袁瓘在“武陵”又焉能官此职呢?更何况,林宝《元和姓纂》卷四“襄阳袁氏”明载袁瓘隶籍襄阳,而与武陵毫无关系,其斯时又怎能由岭南“回武陵”呢?此则表明,《系年》对孟浩然开元十四年这一行踪的系年,乃是十分错误的。

而还需加以特别指出的是,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在对《南还舟中寄袁太祝》一诗进行笺注时,为使袁瓘由岭南回武陵说能够成立,竟然引王昌龄《留别武陵袁丞》一诗以为依据,实则不的。这是因为,据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一文之所考可知[9],王昌龄一生两次南贬,其一在开元二十七年,其二在天宝初期,王昌龄是诗写于其第二次被贬途经武陵时,斯时孟浩然已病卒数年,王昌龄诗中的这位“武陵袁丞”,又何得与孟浩然诗中的“袁拾遗”为同一人呢?徐氏因未及细察,而将王昌龄天宝年间诗中的“武陵袁丞”,当作孟浩然开元九年诗中的“袁拾遗”者,实乃谬不堪言。

五、开元十五年行事。

《系年》于开元十五年内共系订了孟浩然三事:其一是“经江夏去广陵……冬,自广陵溯江而上”,还襄阳;其二为在襄阳送友人“辛大”入京应试;其三即孟浩然在是年底“动身入京”。按《系年》对此三事的系年,乃全为错误。关于孟游广陵,李白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替其送行事,乃在开元二十三年春,对此,拙著《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10]有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

按孟浩然集中《送辛大不及》(《系年》系此诗作年为是年,误)之“辛大”,即襄阳人辛之谔。除是诗外,孟浩然集中另有《夏日南亭怀辛大》、《张大及辛大见寻南亭作》、《西山寻辛谔》、《都下送辛大之谔》四诗,其中的“辛大”、“辛谔”、“辛大之鄂,均即辛之谔,作“辛谔”、“之鄂”均误[11]。检《新唐书·艺文志四》、徐松《登科记考》卷七,可知辛之谔开元十七年因上《叙训》二卷而授长社尉,藉此,知其入京应试即“上《叙训》二卷”,乃非在开元十五年,而是开元十六年。又,关于孟浩然之入京“应进士”,两《唐书·孟浩然传》均载其“年四十”即开元十六年,但《系年》却较此提前一年,所依者则为孟浩然集中的《赴京途中逢雪》一诗。按是诗一作《赴命途中逢雪》,云:“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落雁迷沙渚,饿鸟噪野田。客悉空佇立,不见有人烟。”[12]

据前四句,知孟浩然此行入京时,“秦京道”乃是“积雪满山川”,因而乃写诗以纪其行。然检两《唐书·玄宗纪》及《五行志》,开元十五、十六两年内“秦京道”均无大雪之记载,则是诗之作非在开元十五年者,即可遽断。如此,《系年》之开元十五年的入京说,也就成为了毫无文献资料支撑的一种错误之说。而事实上,此诗为孟浩然开元十一年因张说之荐而奉诏入京时所写,对此,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三入长安》之“开元十一年一入长安之始末”,已有详考,可参看,此兹罢论。

六、关于长安诗作。

《系年》在开元十六年内,系孟浩然于是年在长安所作诗甚多,但其所之系,或为臆测所致,或因不谙孟浩然交游生平而成误。如认为《送袁太祝尉豫章》一诗作于是年之京师者,即为其例。按“袁太祝”即孟浩然诗中的“袁拾遗”,亦即袁瓘,为孟浩然乡友,林宝《元和姓纂》卷四“襄阳袁氏”有载。袁瓘以太祝之衔“尉豫章”,在开元十五年二月张子容未由乐城入京之前。这是因为,《全唐诗·张子容集》中之《永嘉即事寄赣县袁少府》一诗,乃可确证之(张子容由永嘉乐城入京时间详后)。

又,《系年》将《都下送辛大之鄂》、诗系于开元十五年者,亦误。按《都下送辛大之鄂》之“都下”,指京师长安。是诗有云:“未逢调鼎用,徒有济川心。”显系指辛之谔(此作“辛之谔”者,说详上)入京未果而言,因之,辛之谔即由长安还襄阳,孟浩然则在长安以诗相送。而如前所言,辛之谔在开元十六年入京后于翌年即因上《叙训》二卷被授长社尉,他又何得在入京的当年便返还襄阳呢?可见,此诗之正确作年,是必在开元十六年之前的,也即在孟浩然首次晋京的开元十二年前后。此则表明,辛之谔一生曾两入京师,一在开元十二年前后,一在开元十六年至十七年。《系年》因不知孟浩然与辛之谔均在开元十六年前还入京一次,故而有此误系[13]。

同样的错误情况,还存在于对《闻裴侍御朏自襄州司户除豫州司户因以投寄》一诗的系年方面。按此诗亦为孟浩然作于其首次晋京之际。这是因为,据独孤及《权公神道碑》[14]一文可知,裴朏在开元十八年前为前士,开元十八年则以学士之衔与李宙等人应诏“考校书判甲乙丙丁科”,而是诗之题明载裴朏为“自襄州司户除豫州司户”,若是诗写于孟浩然二入长安期间,裴朏之所任所除即与独孤及是文互为抵牾。所以,裴朏的“除豫州司户”是非在开元十五年或其后的,而是在开元十二年春夏之间,对此,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三入长安》已有详考,此不赘述。

《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一诗,在作年上是颇具争议的。《系年》据两《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十六年“关中久雨害稼”之史实,乃系于是年,但检两《玄宗纪》、《裴耀卿传》,以及《资治通鉴·唐纪》等可知,开元二十一年的秋天,长安地区亦下了一场“害稼”的“久雨”,而《系年》对此又不曾辩驳,其所系又何可令人信服?此外,《系年》认为是诗题中的“袁左丞”指为袁敬仁,“贺待郎”则为贺知章的认识,亦为错误。这是因为:(1)两《唐书·贺知章传》、《新唐书·许景先传》等,均无袁敬仁、贺知章二人在开元十六年前后任“左丞”与“侍郎”的记载。(2)《文苑英华》是诗题之“袁左丞”作“袁中丞”,而元刻本《孟浩然诗集》于此诗题则无“贺侍郎”三字。检《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可知,“左丞”即尚书左丞,“中丞”为御史中丞,二者在职能、品阶、省属诸方面,均不相同,则其究竟是以“袁左丞”为正,抑或以“袁中丞”为正,《系年》对此无只字之认识,又焉可论定“袁左丞”为袁敬仁呢?如此,则《系年》系此诗于开元十六年,并以之作证孟浩然在开元十五年入长安的举措,就均是误。

七、自洛之越的时间。

《系年》认为,孟浩然在开元十七年初由长安还襄阳后,“不久,即有入越之行。……此次入越路线,系取道洛阳”。由是,《系年》即将开元十七年夏至二十一年五月这整四年的时间,全作为孟浩然的游越之期。按《系年》之此系及其所系于这四年内的多首孟浩然诗歌,乃全属错误,原因则为孟浩然在这四年内,根本不曾到过越剡一带。请看孟浩然集中的下列诸诗之证:

(1)《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系年》系是诗于开元十四年,误)云:“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据诗题之“同”,知孟浩然此诗乃系“和”储光羲“洛阳道中作”而为。检《全唐诗·储光羲集》,可知为孟浩然所“同”之储光羲此诗,其全称为《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诗题中的“吕四郎中”为吕向。据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翰林学士壁记注补·玄宗》所考,吕向一生凡两为“郎中”,其一在开元十七年前后官主客郎中,其二为开元十九年由主客郎中改任都官郎中。开元十七年秋八月,储光羲在安宜尉任上,其《大酺得长字韵》题下有注云:“时任安宜尉。”所谓“大酺”,是指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唐玄宗为庆其生日,诏令天下诸州宴乐并休假三日,对此,《旧唐书·玄宗纪上》有载,兹不具引。此则表明,储光羲诗中的“吕四郎中”,所指为吕向时任都官郎中,其所上吕向的五首诗,乃皆写于开元二十年春之洛阳。又检《旧唐书·玄宗纪上》、《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知开元十九年十月、十一月,玄宗均驾幸洛阳,斯时,作为都官郎中、皇太子赞谕的吕向,自当随驾至洛阳。而是年,储光羲亦正在洛阳,并写有《贻鼓吹李丞时信安王北伐李公王之所器也》一诗。据《旧唐书·玄宗纪上》所载,信安王北伐在开元二十年春正月,则储光羲“贻鼓吹李丞”诗写于是时之洛阳,即可肯定。储光羲《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既写于开元二十年春之洛阳,孟浩然既“同”储诗,则表明其开元二十年春亦在洛阳,也就其为清楚。

(2)《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毋校书》(《系年》系此诗在开元十四年,误)有云:“归客莫相待,缘源殊未还。”前句指孟浩然,后句谓綦毋潜。按綦毋潜生平可知者为: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开元十八年前为翰林院“学士”(李世亮《张九龄年谱》)、《全唐诗·张九龄集》)天宝初弃校书职归江东(《王右丞集笺注》卷三),天宝五载入京谒房琯,授宜寿尉(《全唐诗·李颀集》、《旧唐书,地理志·宜黄》),天宝十二载因邢■之乱挂冠归里(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未久卒(《全唐诗·王湾集》)。据此,知綦毋潜为秘书省校书郎,是必在开元十八年至天宝元年之间的。又据王维《别綦毋潜》诗,知綦毋潜在校书郎任上,曾经洛阳南游吴越一次,是诗有云:“诏刊延阁书,高议平津邸。适意偶轻人,虚心削繁礼。……严冬爽群木,伊洛方清泚。渭水冰下流,潼关雪中启。”[15]其时在冬,与王维集中另一首《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所写显然有别,因这一次是“秋天万里净,日暮澄江空”。以此勘之《全唐诗·綦毋潜集》中《春泛若耶溪》诸诗,知綦毋潜是次南下,乃曾泛舟若耶溪。对此,《全唐诗·储光羲集》有《酬綦毋校书梦耶溪见赠之作》又可为之佐证。储光羲是诗有云:“以我采薇意,传之天姥吟。”据此,知是诗之作当在储光羲辞官还乡的开元二十一年前后(《唐才子传校笺·储光羲》)。此则表明,綦毋潜开元二十一年前后已在校书任上。而孟浩然是诗之作,亦当在此之际。如此,则诗中的“缘源殊未还”者,乃指孟浩然在洛阳“题李十四庄”时,綦毋潜游越尚未还,故即以是诗“兼赠”之。

以上二诗表明,孟浩然在开元十七年夏至二十一年五月这四整年内,乃是往来于襄阳、洛阳、长安,而不曾“自洛之越”的。

八、入蜀的时间与路线。

《系年》系孟浩然在开元二十一年自越返还襄阳后,即将其集中的《入峡寄弟》、《途中遇晴》、《除夜》三诗,皆系于是年,以证实孟浩然在开元二十一年曾入蜀一次,实则大误。关于孟浩然之入蜀路线,陶翰《送孟大入蜀序》一文已有记述。其云:“襄阳孟浩然……天宝年始游西秦,京师词人皆叹其旷绝也。观其匠思幽妙,振言弧绝,信诗伯矣,不然者何以有声于江楚间?嗟夫,夫子有如是才,如是志,且流落未遇,风尘所已。……至广汉城西三千里,清江夤缘,两山如剑,中有微经,西入岷峨。有奇幽,皆感子之兴矣,勉旆。”[16]

据此,知孟浩然之入蜀,乃是“至广汉城”而“西入岷峨”的,这一由川北而南下的路线表明,孟浩然此行入蜀的始程地,是非长安莫属的。而孟浩然集中《途中遇晴》的“已失五陵雨,犹逢蜀坂泥”两句,又可为之佐证,盖因“五陵”在长安故也。据此,知孟浩然之入蜀非如旧说是从三峡逆长江西上的,而是始程长安(“五陵”),之后“至广汉城”,而“西入岷峨”的,其时则在孟浩然首次入京之开元十二年七月前后。这是因为,孟浩然一生曾入京三次,第一次在开元十一年冬到开元十二年七月后;第二次为开元十六年秋至开元十八年冬;第三次即开元二十年春夏至开元二十一年秋(具体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三入长安》。这三次入京,只有第一次离长安是取道“五陵”的(具体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由秦入蜀》),故知其时乃在开元十二秋七月之稍后。

九、与卢僎、张子容酬唱之确时。

《系年》在开元二十三年内,将孟浩然于襄阳与卢僎、张子容(《校注》及《系年》均作卢象,误)的唱和之作,皆系于是年(含开元二十二年秋冬),实误。按孟浩然集中有《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国辅少府》(《系年》系二诗在开元二十年,误)二诗,可证开元二十三年春孟浩然乃在江东越剡一带。前诗有云:“春堤杨柳发,忆与故人期。”时令在春。后诗则云:“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当孟浩然此行至山阴时,崔国辅已西至长安,二人未能相“期”而会。所谓“君使入京华”,即指崔国辅届时已“应举”入京。检《新唐书·艺文志四》有云:“应县令举,授许昌令。”据徐松《登科记考》卷八,知崔国辅“应县令举,授许昌令”的具体时间,即为开元二十三年春。而是年春,李白在襄阳与孟浩然相聚并以书上韩朝宗无果后,即由汉水至江夏,孟浩然则自江夏再游越中以与崔国辅相“期”,斯时,李白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为其送行。所以,李白此诗的作年,不是如旧说在开元十六年或其前后,对此,拙著《李白史迹考索·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已考之甚详,此不具引。

张子容除义王府司马的时间,乃在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后。对此,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已考之甚详,其不仅认为李玭再封义王的时间在开元二十四年二月,而且还对《新唐书》所载李玭再封义王为开元二十三年七月进行了辨驳,并明确指出其与《旧唐书·玄宗诸子》所载开元二十三年均误。李玭再封义王的时间,既在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则张子容离襄阳官义王府司府的时间,就必在此之稍后,如此,则孟浩然《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一诗写于是时,也就不言而喻。此则表明,孟浩然、卢僎、张子容在襄阳酬唱之确时,是可肯定在开元二十四年而非二十三年的,否则,孟浩然《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中之“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即无可坐实。《系年》作者的《系年》之所以有此误者,主要是因其未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为此之“考异”故也。

十、开元二十四年行事。

《系年》于开元二十四年内认为:“本年秋,浩然有湘赣之游。当由洞庭湖溯湘水西上,转入赣江,顺流下至彭蠡湖,于是年底前回乡。”按此之系年全误。其原因在于,孟浩然开元二十四年不仅在襄阳,而且还在宋鼎襄府为幕僚,对此,张九龄《曲江集》、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全唐诗》等,均略有所载,而张子容于是年在襄阳与孟浩然、卢僎酬唱者(详上第九条“与卢僎、张子容酬唱之确时”),亦可为之佐证。考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二九云:“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九月,邓州南阳令李泳擅兴赋役……泳之为令也,朝宗所荐,乃贬洪州刺史。”[17]韩朝宗九月被贬,继其任为襄州刺史者即宋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随州唐城县”云:“开元二十四年采访使宋鼎奏置。”是为明证。又,《四部丛刊》本《曲江集》卷二称“襄州刺史宋鼎”,亦可为之证。又,《全唐诗》卷一一三宋鼎《赠张丞相》并序云:“张丞相与予有孝廉校理之旧,又代余为荆州,余改汉阳,仍兼按使,巡至荆州,故有此赠。”[18]据此,知宋鼎在张九龄贬荆州的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乃由襄州改任沔州(汉阳),则其刺牧襄州的具体时间,为开元二十四年九月至二十五年四月,即实际为半年左右。宋鼎牧守襄阳时,曾辟孟浩然为其襄府幕僚,对此,孟浩然集中《和宋大使北楼新亭》(《系年》系在开元二十六年,误)一诗,乃有记载。其云:“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谁谓山林近,坐为竹符构。……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知狂歌者,丘国一竖儒。” [19]

其中的“返耕意未遂”,“坐为竹符构”,以及“羞逐府僚趋”诸句,即是孟浩然斯时供职于宋鼎襄府的夫子自道。

以上所举十端,虽非《系年》错误之全部,但藉此亦可窥其大概。而综此十端,又可将其错误归纳为以下四类:

其一,浅尝辄止。此类错误,主要指《系年》对所依材料未能进行检验与考核,如例一即属如此。假如《系年》对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关于张子容先天二年进士及第的记载稍加考核(《唐才子传》之载乃以其为本,故二者实一),或者于徐松《登科记考》略加翻检,则是例之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其二,强拉硬配。这类错误不仅在《系年》中存在,而且于《校注》也并非少许。如《校注》认为孟诗中的“袁十”为储光羲诗中“袁三”之兄等,即无不属于“强拉硬配”所致。而将王昌龄写于天宝年间诗中的“武陵袁丞”,认为乃卒于开元年间的孟浩然诗中的“袁拾遗”者,则表明了这种“强拉硬配”,在《校注》中已发展到了相当程度。关于《系年》将储光羲诗中的“袁三拾遗”与孟浩然诗中的“袁拾遗”合为一,认为与“卢明府”唱和诸诗中的“卢明府”为卢象等,即皆属于“强拉硬配”的结果。固然,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及其前,李嘉言、陈贻焮等著述亦曾将孟浩然诗中的“卢明府”作卢象,但此二人著述中之此误,在《校注》出版前的数年已为多人撰文辨正,但遗憾的是,《校注》作者却未能对这些辨正文章予以参考。

其三,顾此失彼。《系年》中的此类错误,以对张子容生平特别是其宦历的系年最具代表性。如《系年》在开元二十三年内,既系《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等诗于是年,又将《同张明府碧溪赠答》等诗系在是年,且引其“秩满休沐日”句以为依据者,即为其一。《系年》的此之所系,表明的是张子容“秋满休闲”于襄阳,由“奉先令改任郎中”、赴京就任义王府司马等,乃皆在是年。而实际的情况是,张子容在长安任郎中后再次休沐于襄阳时才除义王府司马的,对此,孟浩然《卢明府九日岘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一诗已说得甚为清楚:“百城今刺史,华省旧郎官。”前句指“袁使君,后句谓“张郎中”,而“崔员外”则前此在“华省”任“郎官”之职。

其四,臆测过甚。臆测本是一种研究方法,但其必须建立在逻辑严密、恰切可靠的基础之上,且不可多用。《系年》不仅在其所系的每一年内都进行了臆测,而且于孟浩然生平中的一些重要行事,亦以之进行系年。如其系孟浩然“自洛之越”在开元十七年春夏至开元二十二年五月,即为典型的一例。这是因为,《系年》在其所系之整个“自洛之越”中,没有一起能直接证明孟“自洛之越”乃在这一时间段的材料。这种臆测,不仅极大地削弱了《系年》的学术性,而且也是导致其对此期若干作品误系的原因之所在。

总体而言,《系年》的错误既是明显的,亦是需加注意并认真对待的。正因此,我们极希望该书在再版时,校注者能将上述系年与校注的错误,以及本文未曾例举的其它错误,进行一次较为全面之订正,以使其成为一种惠及学林的真正的“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读本。

注释:

[1]徐松《登科记考》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

[2]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诂笺》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张子容《贬乐城尉日作》,《全唐诗》卷一一六,中华书局1966年版。

[4]孟浩然《登岘山亭寄晋陵张少府》,《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孟浩然集》卷四。

[5]关于袁瓘开元九年被贬岭南,以及其遇害赦后还长安授职太祝之行事,具体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三游湖湘》,第二章第三节《孟袁交往》,此不具述,特此说明。

[6]关于孟浩然首次“入洛”之时间与原因,具体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六节《空滞洛阳》。

[7]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8]孟浩然《南还舟中寄袁太祝》,《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孟浩然集》卷三。

[9]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王辉斌《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李白史迹考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关于孟浩然集中之“辛谔”、“辛之鄂”均为辛之谔之误者,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六节《交游补笺》。

[12]孟浩然《赴命途中逢雪》,《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孟浩然集》卷三。

[13]关于孟浩然、辛之谔皆在开元十二年前后入京一次之行事,可具体参见本书第一章节第二节《三入长安》。

[14]独孤及《权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三九○,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15]王维《别綦毋潜》,《王右丞集笺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16]陶翰《送孟大人蜀序》,《文苑英华》卷七二○,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

[17]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二九,《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

[18]宋鼎《赠张丞相并序》,《全唐诗》卷一一三,中华书局1966年版。

[19]孟浩然《和宋大使北楼新亭》,《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孟浩然集》卷二。

(本文原载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孟浩然研究》,2019年7月略作修改)

说明:第4页倒数第3行“■”,为“纟┼宰”,电脑中没有此字,需要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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